1956年6月,毛澤東(右二)和周恩抗癌食物第一名來(右一)、劉少奇(左一)、朱德在中南海懷仁堂。
  開國領澎湖民宿袖工資里的秘密
  震江
  對於很多人來說,開國領msata袖的工資很神秘。他們每月賺多少錢?又把這些錢花在哪裡?這裡為您一一解密。
  工資被評為行政一級的,當時只有景觀設計宋慶齡和毛澤東兩人
  1955年,國家公務人員結束供給制和工資制並存的雙軌制,開始執行等級工資制。以周恩來為首的領導小組開始編製工資方案,實行“四定”,即“定職、定級、定銜、定薪”。按照國務院第一次擬定的工資方案,行政級從1級到24級,一級是軍委主席毛澤東(大元帥)600元;二級是副主席、總理,550元,包括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等;三級是元帥,500元,包括陳雲、鄧小平和各位元帥;四級是大將,450元;五級是上將和大軍區、省、部級正職,400元。方案呈報到毛澤東那裡,他在看後說:“我看不妥,這樣不利於團結,貧富差距要縮小嘛!”其後,在一次會議上,毛預防癌症飲食澤東又說:“你們讓我當大元帥,是把我放在火爐子上烤我呀!一級幹部就我毛澤東一個人,你們都是二級、三級,我毛澤東太不夠意思、太不夠朋友!我把一級讓給馬克思、恩格斯,把二級讓給列寧、斯大林,我和你們一樣,都是三級幹部。”
  於是,周恩來等又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,原劃分的24個行政級別未變,工資稍有改動。最終的方案是:一級594元,二至五級依次為536、478、425、387元。級與級之間最多相差50多元,最少只相差5元。因地區類別不同(全國劃分為4~11類),同級地方幹部相差10~40元。按照“血比汗值錢”的原則,軍隊幹部比地方幹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。
  這套等級工資制是從老大哥蘇聯那裡學來的,毛澤東雖不滿意;但也很無奈。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,蘇聯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,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又對等級工資制提出了批評:“現在高級幹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,懸殊是太大了,將來可以考慮減少一些薪金。”國務院據此迅速擬訂了降薪方案:黨政高級幹部,即行政十級以上幹部全面降薪。降薪後,行政一級降為504元;二級降為454元;三級降為405元。
  評級、評銜涉及個人利益,經常需要做出平衡調整。為了照顧那些資歷老、戰功大但職務、軍銜較低的人,也對特定的人給予“低職、低銜、高行政級”待遇。如山東大學前校長成仿吾,行政級評為五級,相當於上將和正省級。對於統戰對象——擔任重要職務的非黨人士,有所照顧,待遇甚至略高。最突出的事例是宋慶齡,被評為行政一級,當時全國被評為一級的僅有她和毛澤東兩人。其他的如著名僑領陳嘉庚被評為三級;章伯鈞為交通部長,工資為行政三級等等。
  但在這次授銜評級中,也有主動要求降級的。大將許光達就曾兩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、打電話,申請降銜、降級,雖未獲批准;但在全軍傳為佳話。
 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,國內經濟蕭條,出現了饑荒。身為黨中央副主席的陳雲帶頭提出給自己降級、降薪,毛主席拍手稱好,說:“要降,我們一起降嘛!與全國人民共渡難關!”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:三級降12%,四級降10%,五級降8%,六級降6%,七級降4%,八級降2%,九至十七級降1%。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主動把工資降到三級,統一調整為404.8元,自此直到毛澤東、周恩來等去世,這個標準就一直未動。
  “第一家庭”竟是“月光族”
  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費僅為八九元,三四十元的月工資能養活一個五口之家。按這個標準,領袖們的工資也不算低;但由於各種原因,他們的生活並不寬裕。
  吳連登,1964年至1976年在毛澤東家任管理員。據他回憶,毛澤東每月的固定開銷包括黨費10元;他的房屋包括傢具全是租用的,一月費用84元;兩個孩子的學費,原來每人15元,隨著物價上漲,提高到每人30元;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裡,每月生活費30元,也由主席支付;冬天還要付取暖費30多元。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。
  毛澤東家裡的幾大開支,吃飯大約每月100元左右,吳連登說:“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,也要付錢。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,請黃炎培、章士釗他們,也是主席自己掏錢。”
  毛澤東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,就是煙和茶。抽煙要花去100元,還有幾十元的茶葉。吳連登說:“茶葉,主席一直喝龍井;但抽煙,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。”“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,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。解放後,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,也抽過中華、熊貓。1969年,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。”“有一次,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領導開會,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。主席總是看他,眼巴巴地看著。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,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。主席接了過來說,‘先念啊,你抽這麼好的煙,也不告訴我。’”
  據吳連登回憶,毛澤東與江青花錢上實行AA制,各花各的錢,各記各的賬。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卷。“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。沒錢的時候,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,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。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,我負責採購,沒有買過那麼多牛奶。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髮膠,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。”
  據1968年1月毛澤東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賬目,他的日常支出一欄列有:“月房租費125.02元;12月、1月黨費40元;日用消費品92.96元;液化氣9.6元;伙食659.13元。”由此可見,從收支上看,毛澤東加上江青的工資,“第一家庭”算是“月光族”。當然,除了工資,毛澤東還有一項大收入,就是稿費,他是有權支配的;但這個稿費是存在中辦特會室的名下,多用於公家的事務,毛澤東的日常開支,還是自己的工資。
  “你們怎麼多花了我一分錢?”
  “第一家庭”的生活尚且如此,其他領導人也都差不多。據國務院原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,中央領導人當中,劉少奇、朱德過得最“窮”,因為要照顧的子女人數眾多。葉劍英元帥愛書如命,大約八成的工資都用在買書,只剩下20%的工資用於生活開支。
  作為“丁克家庭”,周恩來自己雖無子女;但他還要撫養他的侄兒,據周秉鈞(周恩來弟弟周恩壽的孩子)回憶,在他小的時候,他們兄妹就和周恩來一起住在中南海西花廳。“伯父把我們當成他自己的小孩,我們家孩子多,他把每月工資分一半撫養我們。”
  周恩來堅持凡個人事務他都要自己付費。周恩來外出工作的時日較多,他工作到哪裡,就在哪裡簡單用餐。而且,這種工作餐周恩來都是如數付錢。一次,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接見完外賓後,已過了晚飯時間,他便在飯店吃了頓便飯,一共是2.8元錢。上車後,周恩來問秘書飯錢結了沒有,秘書發現臨走時忘了。周恩來當即讓秘書下車去補上。再比如在用車上,他不僅在去公園、到飯店、理髮等私事用車上堅持交費,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訪,去賓館飯店看望外國朋友等這類在很大程度上應算是公事的用車,也都算作私人用車。一次,周恩來去人民大會堂接見外賓,他乘車由西花廳先去北京飯店刮臉理髮,之後再去人民大會堂。從北京飯店出來上車後,周恩來提醒司機說:“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,從這裡到人民大會堂才是公事。你不要又籠統搞錯了。”1963年,周恩來赴杭州治病,鄧穎超為照顧他也到了杭州。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飯費用都是自己掏的。那一次,花費了他們好幾年的工資積蓄。
  周恩來的司機楊金銘掌管家裡的一切收支。一天中午,總理突然對楊金銘提出要聽聽家裡近兩個月詳細的收支情況。楊金銘翻開賬本,一筆一筆地彙報。突然,周恩來喊了一句:“停,食鹽應該是每斤1毛4分錢,你們怎麼多花了我一分錢?”楊金銘趕忙放下手中的賬本,跑去找來了當初買鹽時的那張原始發票,只見上面清晰地寫著:“咸鹽一斤,壹角伍分。”便把發票遞給周恩來看。周恩來接過發票仔細查看後,眉頭不經意皺了一下,示意楊金銘退出辦公室,接著便拿起電話打給北京市有關部門,詢問民用食鹽每斤為什麼比原來多了一分錢,原來是因北京衛生局為預防市民患甲亢而對食鹽普遍加了碘,根據成本對食用鹽價格每斤提高了一分錢。
  (摘編自《國家人文歷史》)
(編輯:SN09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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